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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严肃

时间: 2018-04-21 | 作者:朱自清 | 来源: 逍遥文章网 | 编辑: admin | 阅读: 14次

  新文学运动的开始,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,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,又其次是旧戏,还有文明戏。他们说古文是死了。旧戏陈腐,简单,幼稚,嘈杂,不真切,武场更只是杂耍,不是戏。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,不严肃,文明戏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。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,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;话剧打倒了文明戏,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,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。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,但是又有所谓“新鸳鸯蝴蝶派”。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,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论。

  照传统的看法,文章本是技艺,本是小道,宋儒甚至于说“作文害道”。新文学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,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,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,也就是文学的地位。他们要打倒那“道”,让文学独立起来。所以对“文以载道”说加以无情的攻击。这“载道”说虽然比“害道”说温和些,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。照这一说,那些不载道的文就是“玩物丧志”。玩物丧志是消遣,载道是严肃。消遣的文是技艺,没有地位;载道的文有地位了,但是那地位是道的,不是文的——若单就文而论,它还只是技艺,只是小道。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,文学就是文学,不干道的事,它是艺术,不是技艺,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。

 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,小说和词曲(包括戏曲)更是小道中的小道,就因为是消遣的,不严肃。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;小说通常称为“闲书”,不是正经书。词为“诗馀”,曲又是“词馀”;称为“馀”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。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,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。中国小说一向以“志怪”、“传奇”为主。“怪”和“奇”都不是正经的东西。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“三言二拍”。“二拍”是初刻和二刻的《拍案惊奇》,重在“奇”得显然。“三言”是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,虽然重在“劝俗”,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“惊奇”,才能收到“劝俗”的效果,所以后来有人从“三言二拍”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,就题为《今古奇观》,还是归到“奇”上。这个“奇”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。

 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“说话”,“说话”出于民间。词曲(包括戏曲)原也出于民间。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,忙里偷闲的表现,所以常常扮演丑角,嘲笑自己或夸张自己,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,这就不正经了。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,只有诗文(包括赋)算是正经的,严肃的,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。词经过了高度的文人化,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,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,小说和曲(包括戏曲)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,却还是丑角打扮,站在不要紧的地位。固然,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头,明朝人所谓“喻世”等等,更特别加以强调。这也是在想“载道”,然而“奇”胜于“正”,到底不成。明朝公安派又将《水浒》比《史记》,这是从文章的“奇变”上看;可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,“奇变”怎么能扯得上“正经”呢?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了。到了清朝末年,梁启超先生指出了“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”,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。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。

 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,它必然是严肃的。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,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。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里喊出了“吃人的礼教”和“救救孩子”,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。他的《随感录》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子。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。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;配合了五四运动,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,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。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,也有了新的意念。在这情形下,词曲升格为诗,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。这自然接受了“外国的影响”,然而这也未尝不是“载道”;不过载的是新的道,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,不分主从。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,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。一方面攻击“文以载道”,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,这正是相反相成,所谓矛盾的发展。

 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,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,也是自然的趋势。他们强调“动的精神”,强调“灵肉冲突”,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。然而礼教渐渐垮了,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,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,讲究个人的好恶,讲究身边琐事,文坛上就出现了“言志派”,其实是玩世派。更进一步讲究幽默,为幽默而幽默,无意义的幽默。幽默代替了严肃,文坛上一片空虚。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头,凭着“解放”的名字跨过了“健康”的边界,自然也跨过了“严肃”的边界。然而这空虚只是暂时的,正如那繁荣是暂时的。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大潮,时代又沉重起来了。

  接着是国民革命,接着是左右折磨;时代需要斗争,闲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。这时候鲁迅先生介绍了“一面是严肃与工作,一面是荒淫与无耻”这句话。这是时代的声音。可是这严肃是更其严肃了;单是态度的严肃,艺术的严肃不成,得配合工作,现实的工作。似乎就在这当儿有了“新鸳鸯蝴蝶派”的名目,指的是那些尽在那儿玩味自我的作家。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在消遣自己,跟旧鸳鸯蝴蝶派不同。更不同的是时代,是时代缩短了那“严肃”的尺度。这尺度还在争议之中,劈头来了抗战;一切是抗战,抗战自然是极度严肃的。可是八年的抗战太沉重了,这中间不免要松一口气,这一松,尺度就放宽了些;文学带着消消遣,似乎也是应该的。

  胜利突然而来,时代却越见沉重了。“人民性”的强调,重行紧缩了“严肃”那尺度。这“人民性”也是一种道。到了现在,要文学来载这种道,倒也是“势有必至,理有固然”。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,恐怕会犯了宋儒“作文害道”说的错误,目下黄色和粉色刊物的风起云涌,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,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,只顾人民性,不管艺术性,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,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。这是运用“严肃”的尺度的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。

  1947年4月23—25日作。

  (原载1947年10月1日《中国作家》第1卷第1期)

文章标题: 论严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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